被起诉被告应注意：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对方当事人一项有力的证据，如被告对公安机关认定的责任分担有异议，一定要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重新认定的申请。如果公安机关作出了最终决定，并且这一决定对自己不利，也不用过分担心。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院还会对交通事故的责任重新认定，只要依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找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仍然可以驳倒对方。但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失，也不能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故意或过失，更不能证明车辆本身存在问题，那么被告就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应当积极应诉，对原告的起诉状要十分重视，弄清其中所列明的原告与被告在主体资格方面是否合法、有效。然后，注意辨明受诉法院是否有管辖权。我国法律既明确规定了法院对特定案件的管辖范围，又明确规定如果当事人到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出庭应诉，且没有提出“管辖异议”，就认定法院取得了管辖权。有些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不知道这些特殊规定，多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被告应积极行使诉讼权利、积极举证，有的被告自知理亏，认为不应诉或不答辩、不出庭就能逃避责任，其实，这些做法并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对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各项证据，被告一定要认真审核。审核书面证据是否有涂改痕迹，有没有加盖必要的印章，或者相关人员的签字;审核对方提交的证据是否充分，能否证明就与自己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等。
出了交通事故，当事人千万不要慌张，先报警，找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解决。就赔偿问题，可以起诉到法院进行民事诉讼。原告起诉时，一定要明确适格的对方当事人，取得相应的证据，依法合理确定赔偿的数额。被告应诉时，关键注意审核对方证据。
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交通事故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的相关法律和指导性文件，结合实践做法和相关法律的立法精神，我们认为确定交通事故精神赔偿数额的方法如下：
(一)最高赔偿限定法。
在确定最高赔偿限额时要考虑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除此之外，还应遵循以下两点：
1、要与目前受诉法院的审判实践中的作法基本相一致。目前各地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的认定作法考虑了多种因素，其中有根据当地实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确定的最高赔偿限额等作法，值得借鉴。
2、最高限额不能超过或者要与对死亡的最高额相适应。在制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额时可以借鉴现有的关于死亡的赔偿法规。原则上，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不能超过对死亡的赔偿数额。
(二)先例判决参照法。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多年来公布的一些有关精神损害赔偿案例，这些案例对审判应该说是有指导作用的。参照同类案例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做法，对某一地区的审判实务来说，是必要也是可行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审判实践中有先例的，也可以适当比照先例。”参照先例判决精神损害赔偿案件至少可以使法官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有感性上的参考依据，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使有先例的案件在裁判上相对容易一些，其二是对同类型的案件之间在数额上的差距不会过分悬殊。既然判例的作用明显，那么，如何选择判例和选择甚么样、什么时间的判例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对于如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难点问题方面的案例，可以采取定型分类的方法定期公布，以便增加参照适用的方便性。
(三)对不同损害后果进行分类分级的相对固定赔偿方法。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属于侵害物质性人格权中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对于生命权受侵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没有必要分级区分对待，只要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额即可。而对于侵害身体权和健康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由于受伤害的程度可能差别较大，因此有必要给予区分分级。
根据《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1条规定，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或其近亲属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有以下两种情形：
1、受害人的生命权遭受侵害，对其近亲属造成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创伤;
2、受害人的健康权遭受侵害，对其本人或其近亲属造成的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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