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好意施惠行为，其行为对象是人的行为，而赠与行为，其对象是行为指向的物，单纯的一个行为是不能成为赠与合同的标的;且赠与行为通常涉及的是纯粹的财产利益关系，而好意施惠行为大多涉及的是双方的人身利益，如感情的建立和巩固等，且双方存在一定的人身信赖。据此，在施舍的情形，应当认定为赠与行为而非好意施惠。
（一）如果施惠人不是故意或者没有重大过失的话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好意施惠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施惠人若能证明自己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有过错的，则应按照过错比例划分各方责任。
（二）好意施惠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好意施惠行为致害引发的纠纷也很常见。由于我国法律法规尚未对好意施惠的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使得此类纠纷发生后，相关的责任承担往往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三）好意施惠行为既不是法律行为也不是事实行为，它是由道德规范来调整的社会行为。法律对好意施惠行为不予调整，并不意味着因好意施惠行为而产生的其他关系一概不由法律调整。在好意施惠关系里，受惠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受保护，不容侵害，因施惠人的过错发生损害，施惠人当然应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过失和因果联系是好意施惠致害他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过错责任是其归责原则。在好意施惠侵权中，施惠人负有对相对人的注意、谨慎、保护义务。施惠人在施惠过程中应达到的注意义务程度与法律规定、施惠人所从事的职业及其从事的具体行为等因素相关。对他人的注意义务，不能因其为好意施惠就无视。
（一）施惠者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下承担全部或部分责任。
施惠者在主观故意的情形下应承担全部责任，在重大过失下根据过失程度及案件实际情况决定责任承担的大小。
（二）施惠者为一般过失或双方均无过错时，由受惠者自负风险。
在日常生活中，风险无处不在，人们认识到风险，也自愿承担这些风险。当个人单独从事危险活动时，由自己承担风险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如果与他人共同从事危险运动时，风险由谁承担?如果受惠者的风险责任由施惠者承担，那么，施惠者的风险应该由谁承担?车主要承担包括乘车风险在内的诸多风险，但是，作为好意同乘者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就享受了像车主那样的便利与快捷，而且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与责任，对两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法律是调整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技术和方法，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是相对的;当利益冲突无法协调时，法律的价值倾向是保护多数人利益、牺牲少数人利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做好事还要承担责任，与人们的是非观念和评价标准相违背。
（三）好意施惠者不能因先前的“好意”减轻责任。
有观点认为，依社会公平观念，施惠人无偿施惠而有侵权行为时，类似于无偿契约，故其责任应相对减轻;也有观点认为，对人的生命健康权的注意义务，不能因好意施惠而为减轻，仅将其限定于故意和重大过错。第一种意见显然混淆了好意施惠行为与后续的侵权行为。好意施惠行为中施惠人的“好意”仅限于施惠行为时的主观状态，正因为施惠人仅仅是出于“好意”这一主观情谊要素，使该行为因欠缺法律行为意思表示要素而得到特殊介定，此时，施惠行为本身不受法律调整。当“好意”通过施惠行为得到实现后，我们不能再以“好意”来重复评价其后造成的侵权行为。侵权责任要考虑的是侵权者在实施侵权行为时的主观过错对侵害结果的影响，而行为人的“好意”与行为人的“善意，注意义务”是两个不同的主观范畴，谈到行为性质时，考虑的是“好意” ，谈到侵权责任时考虑的是“善意，注意义务”，因此，好意施惠人的侵权责任不能因先前行为的“好意”而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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