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侵害生命的损害事实通常包括四个层次
(1)生命丧失的事实。民法上所说的侵害生命，其意义较刑法上杀人之意义为广，乃指招致人死亡的一切违法行为而言，无论故意还是过失，无论杀人还是伤害致死，无论是作为致人死亡还是不作为致人死亡，只要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客观结果，即为侵害生命权。生命丧失是侵害生命权最基本的损害事实，是构成损害事实的基础。
(2)生命丧失导致死者近亲属财产损失的事实。侵权行为致人死亡，必然造成死者近亲属财产上的损失。这种损害事实，包括死者近亲属为抢救受害人而支出的费用，如抢救医疗费、护理费、车船费、住宿费等;也包括死者近亲属为安葬死者而支出的丧葬费。
(3)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扶养丧失的事实。受害人生命丧失后，如果死者生前有直接扶养的人，该接受扶养的人因死者死亡而丧失了扶养的来源，这是侵害生命权所导致的客观结果，是损害事实要件的内容之一。
(4)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损害。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最真诚、最密切的感情，侵权行为致亲属死亡，死者近亲无不蒙受巨大的精神创伤和承受感情上的痛苦。这种精神上的损害，亦为侵害生命权损害事实要件的内容之一，应作为慰抚金赔偿的标的。
2、害人的种类，与侵害生命权的损害事实相对应，侵害生命权的受害人分为以下三种：
(1)直接受害人。一是生命权直接受侵害之人，即死者;二是为抢救死者、丧葬而遭受财产损失的死者近亲属。
(2)间接受害人。即受死者生前抚养之人。一般情况下，指与死者生前存在法定抚养关系的间接受害人，以婚姻法的规定为限。另外还包括与死者生前存在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的间接受害人。
(3)因死者死亡而遭受精神痛苦的受害人，即所受精神损害的近亲属。限于死者的配偶、父母及子女，无配偶、父母及子女的，为其他近亲属。以上受害人，除生命权人已死亡不存在损害赔偿请求权外，其他受害人均为请求权主体，有权请求赔偿相应的损害。
1、损害赔偿不能全面恢复生命损害。
在侵害生命权致死的场合，主体资格丧失，其无法主张对生命本身的损害，价值上无限大的事物反而变得没有任何赔偿价值。申言之，生命价值本不可以与折算为金钱的损害赔偿之间划等号。将生命价值简化为损害本身属于经折扣后的生命价值，其规范重点只能是弥补相关费用的支出与未来可得利益的丧失而不是对生命的恢复：由于死亡费用的支出可能远低于致残，这在表面上造成了法律责任的失衡状态。离开了刑法等公法上的责任，加害人致人死亡所受惩罚要比“仅”致人重伤好得多。
在未来可得利益丧失层面上，一定程度上法律将生命简约为经济单位而非具有伦理目的和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从而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可能的生命质量，例如法律根本不考虑死者生命享受利益之损失，也不考虑死者未来可能存在的各种生活机会的丧失。总之，法律不能在生命价值与财产价值之间建立等式，生命损害无法进行等值赔偿而只能以更趋近于生命价值进行赔偿。
2、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客观化是对生命价值的进一步折扣。
按照全面赔偿原则，损害赔偿应尽量采取主观标准计算损害。然而生命权的主观价值是无穷大的，评估无穷大的主观价值显然超越了法律的限度。因而总体而言，依仗社会标准评估生命权的客观价值是法律不得不作出的次优选择，尽管客观标准不能真实全面反映生命的主观价值。
然而，为达到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等目的，以客观标准确定生命损害赔偿存在概括化、抽象化的趋势。而概括性、抽象性赔偿给人制造了给人命定价的假象，与生命的无价性渐行渐远。且按照客观标准确定生命损害赔偿必定需要依据死者的身份、地位确定赔偿标准，产生“同命不同价”现象，势必对经济弱势群体(例如，老人、家庭主妇、儿童、农民)构成歧视， 进而与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发生冲突。
3、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只能是第三人。
这决定了生命权消极价值确定机制的间接性、非全面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对生命本身进行赔偿，即便是承认生命本身可成为损害赔偿客体的国家(例如葡萄牙) ，实际上也是以赔偿生命的名义进行对第三人赔偿。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 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组织，该组织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是侵权人已经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生命权包括以下权利：
1、关于人的出生的权利。
2、关于人的死亡的权利。
3、免于饥饿的权利。
4、反对种族灭绝和集体屠杀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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