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命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物质前提，生命权一旦被剥夺，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所以，生命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权。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不受非法侵害，是我国法律的首要任务。
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因为生命权产生的纠纷，侵权人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侵犯生命权的法律后果有特殊性：
第一，被侵权人不再是侵权请求权的主体。被侵权人死亡后，权利能力消灭，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此时应当由其近亲属对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
第二，生命虽然是法律保护的最高利益，但是生命丧失本身并不能获得赔偿，所谓的死亡赔偿金，并非对“命价”的赔偿，而是对财产损害的赔偿。关于生命权，通说认为，它是以民事主体的生命利益为客体的权利，是一种人格权。
在生命权的内容问题上，有人认为其由自卫权和请求权两项构成，有人则认为还包括生命支配权。
首先，损害赔偿不能全面恢复生命损害。在侵害生命权致死的场合，主体资格丧失，其无法主张对生命本身的损害，价值上无限大的事物反而变得没有任何赔偿价值。申言之，生命价值本不可以与折算为金钱的损害赔偿之间划等号。将生命价值简化为损害本身属于经折扣后的生命价值，其规范重点只能是弥补相关费用的支出与未来可得利益的丧失而不是对生命的恢复:由于死亡费用的支出可能远低于致残，这在表面上造成了法律责任的失衡状态。离开了刑法等公法上的责任，加害人致人死亡所受惩罚要比“仅”致人重伤好得多。在未来可得利益丧失层面上，一定程度上法律将生命简约为经济单位而非具有伦理目的和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从而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可能的生命质量，例如法律根本不考虑死者生命享受利益之损失，也不考虑死者未来可能存在的各种生活机会的丧失。总之，法律不能在生命价值与财产价值之间建立等式，生命损害无法进行等值赔偿而只能以更趋近于生命价值进行赔偿。
其次，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客观化是对生命价值的进一步折扣。按照全面赔偿原则，损害赔偿应尽量采取主观标准计算损害。然而生命权的主观价值是无穷大的，评估无穷大的主观价值显然超越了法律的限度。因而总体而言，依仗社会标准评估生命权的客观价值是法律不得不作出的次优选择，尽管客观标准不能真实全面反映生命的主观价值。然而，为达到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等目的，以客观标准确定生命损害赔偿存在概括化、抽象化的趋势。而概括性、抽象性赔偿给人制造了给人命定价的假象，与生命的无价性渐行渐远。且按照客观标准确定生命损害赔偿必定需要依据死者的身份、地位确定赔偿标准，产生“同命不同价”现象，势必对经济弱势群体（例如，老人、家庭主妇、儿童、农民）构成歧视， 进而与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发生冲突。
最后，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只能是第三人。这决定了生命权消极价值确定机制的间接性、非全面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对生命本身进行赔偿，即便是承认生命本身可成为损害赔偿客体的国家（例如葡萄牙） ，实际上也是以赔偿生命的名义进行对第三人赔偿。依此派生出的损害赔偿规范设计存在僵化倾向。其一，第三人请求权的目的不是“以钱赔命”，而在于维护继承利益或受扶养利益。关于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基础，继承丧失说认为，侵害生命无疑是侵害被害人之本来可以存在的剩余生命（余命） ，而因余命丧失导致收入受损进而致使继承人丧失继承利益，基于此可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扶养丧失说认为，侵害生命导致第三人受扶养权利的损失，此时与其说是生命权被侵害发生之损害赔偿债权，毋宁谓为因特定身份关系的人的身份权被侵害发生的债权。多数立法例不主张对继承利益与扶养利益一并赔偿，解释上主张通过选择权说或请求权竞合理论抑制第三人获得双重利益，从而使本来无价的生命赔偿还不得不进行折扣。其二，无论采取“扶养丧失说”抑或“继承丧失说”，都难免依“死者的身份重估价值”之弊，这将是对法律的更大的不恭，由此引发“同命不同价”等争论就在所难免。其三，为避免第三人损害赔偿范围的无限扩大，从“诉讼闸门”等理论出发，侵权法基本上将第三人限定于死者的近亲属或家庭成员而不涉及到其他社会领域，使得本就不全面的生命权价值评估方式更加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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