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损害赔偿不能全面恢复生命损害。
在侵害生命权致死的场合，主体资格丧失，其无法主张对生命本身的损害，价值上无限大的事物反而变得没有任何赔偿价值。申言之，生命价值本不可以与折算为金钱的损害赔偿之间划等号。将生命价值简化为损害本身属于经折扣后的生命价值，其规范重点只能是弥补相关费用的支出与未来可得利益的丧失而不是对生命的恢复：由于死亡费用的支出可能远低于致残，这在表面上造成了法律责任的失衡状态。离开了刑法等公法上的责任，加害人致人死亡所受惩罚要比“仅”致人重伤好得多。
在未来可得利益丧失层面上，一定程度上法律将生命简约为经济单位而非具有伦理目的和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从而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可能的生命质量，例如法律根本不考虑死者生命享受利益之损失，也不考虑死者未来可能存在的各种生活机会的丧失。总之，法律不能在生命价值与财产价值之间建立等式，生命损害无法进行等值赔偿而只能以更趋近于生命价值进行赔偿。
（二）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客观化是对生命价值的进一步折扣。
按照全面赔偿原则，损害赔偿应尽量采取主观标准计算损害。然而生命权的主观价值是无穷大的，评估无穷大的主观价值显然超越了法律的限度。因而总体而言，依仗社会标准评估生命权的客观价值是法律不得不作出的次优选择，尽管客观标准不能真实全面反映生命的主观价值。
然而，为达到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等目的，以客观标准确定生命损害赔偿存在概括化、抽象化的趋势。而概括性、抽象性赔偿给人制造了给人命定价的假象，与生命的无价性渐行渐远。且按照客观标准确定生命损害赔偿必定需要依据死者的身份、地位确定赔偿标准，产生“同命不同价”现象，势必对经济弱势群体(例如，老人、家庭主妇、儿童、农民)构成歧视， 进而与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发生冲突。
（三）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只能是第三人。
这决定了生命权消极价值确定机制的间接性、非全面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对生命本身进行赔偿，即便是承认生命本身可成为损害赔偿客体的国家(例如葡萄牙) ，实际上也是以赔偿生命的名义进行对第三人赔偿。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组织，该组织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是侵权人已经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一）全部赔偿原则。即侵权行为人对因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大小，应以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为依据，予以全部赔偿。
1、侵害国家、集体、公民个人财产造成损害的，既要赔偿现实财产本身的损失，也要赔偿可得利益损失。
2、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3、侵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二）限定赔偿原则。主要适用于一些特殊侵权损害。如《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造成公民身体伤害的误工损失，“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三）惩罚性赔偿原则。主要适用于侵犯知识产权和产品责任。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
（四）衡平原则。即在确定侵权损害赔偿范围时，应考虑诸如当事人的经济状态等因素，使赔偿责任的确定更公正、公平。
（一）优先性
面对利益冲突法律必须作出优先劣后的选择，当生命权与其他法益冲突时，生命权应具有优先性，这种优先性在规范上表现为:
1、生命防卫权
现代法中，为保全生命权，自然人有权紧急避险、正当防卫，即便由此对他人的财产权、生命权以外的人身权造成侵害，也可在民法、刑法上构成免责事由;行为人甚至对危及生命权的不法侵害享有无限防卫权，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防卫措施。对此，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有明文规定。
2、是不可克减的权利
生命权属于不可克减的权利，即使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在紧急情形下也不能被限制和征收。
3、受害人同意无效
为维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这一私法的根本原则，在侵权法中，受害人同意一般可成为阻却违法事由，可免除行为人的责任。然而，以生命权为客体的受害人同意通常不产生法律效力。
4、并非绝对优先
生命权具有优先性并不意味着生命权是优先于任何法益的绝对优先权。在公众道德观中，生命权并非绝对优位，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在法律上，生命权也绝非在任何情况下均优位于所有其他权利，例如，国家可在刑法上设置死刑，依法剥夺生命权。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自然人的生命处于同样等级，不同的生命权之间也不具备优先性。
首先，生命价值不存在质的差别。为保全自身生命权而侵害他人生命权的行为不具备免责效力，法律不承认为保护自身的生命权而牺牲他人的生命权的行为的合法性，即便在紧急状态下也不例外。其次，生命价值无法在量上比较，即不得根据自然人生命的数量进行权衡，不能说为了挽救多数人的生命，少数人负有牺牲生命的义务。最后，数人陷入共同生命危险中，客观上已无法确保全体的共同生存，而任何一位或数位的牺牲可能导致其他人的存活。此时，并无理性标准确定危险共同体中的某人存在牺牲义务，无论在伦理、法律上均存在选择难题。
（二）违法性
1、自杀的违法性
自杀完全可属于当事人真实意愿之结果，但此时的受害人同意违反了公序良俗而无效.对自己的生命的侵犯同时意味着是反对公众法益时，同意的效力就被排除。"自杀秀"具有双重违法性:其以自杀为手段是违法的;其将自杀与某种目的相关联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属于扰乱社会秩序、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表明生命权绝非完全意义上的支配权;自杀也属违法行为，只不过这种违法行为尤其是自杀已遂的情形已无法或无必要追究责任。例外的情形是，战场上奋不顾身杀敌而英勇献身、为履行消防职责冲入火场殉职等行为因为完全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要求而不具有违法性。
2、约定自杀的违法性
约定自杀不同于参与自杀，是履行约定义务的自杀行为。现实中表现为:其一，殉情自杀约定，如果双方约定为情自杀，这种约定因以相互处分生命权而无效。如果其中存在帮助自杀行为，则帮助行为也具备违法性，帮助自杀行为可构成杀人罪。其二，紧急避险中的约定自杀。例如，A、B、C三人在洞穴探险中，地基崩溃，入口堵塞。挖开洞穴需20天，但三人所带粮食只够生活10天。于是A提出，三人进行抽签决定输赢，二位赢者杀死输者以其肉维持生命。A 由于抽签失败而被杀。这种抽签定生死的协议(可属于射幸合同)也应无效。
3、参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
参与自杀行为指自杀人本身确有自杀意思，但却是在他人的积极行为帮助下实现了自杀结果，表现为教唆自杀、帮助自杀、嘱托杀人、同意杀人等情形。自杀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参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则表现为助成违法行为的实现。
侵害生命权的，一般要赔偿其医疗费、丧葬费以及死亡赔偿金等，有些行为还触犯刑法，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以上便是找法网小编为您带来关于侵害生命权如何赔偿的相关知识，若大家有什么不了解的亦或是有其他疑问，可以咨询找法网的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