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侵权事实的有关证据：以文字或音像制品形式侵权的，提供相应载体。以口头形式侵权的，提供证人证言或有关证明材料。以其他形式侵权的，提供相应证据。
2、侵权后果的有关证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证据。造成精神损失的，提供相应证据。
3、原、被告若为法人，应提供法人资格证明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4、需委托他人代理诉讼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1、行为人客观上存在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并为第三人知悉。侵权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所谓侮辱是指以语言或行为公然损害他人人格，毁坏他人名誉的行为。侮辱既可以以口头方式进行，也可以以行为方式进行。其表现形式是将现有的缺陷或其他有损于人的社会评价的事实扩散、传播出去，以诋毁他人的名誉，让其蒙受耻辱，可以称之为“以事生非”。比如，说某人“是个小偷”，或“是个傻子”等。所谓诽谤，是指捏造和散布某些虚假事实、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诽谤的方式有口头和文字等两种方式。其内容包括捏造和散布一切有损于他人名誉的虚假事实，如诬蔑他人犯罪、品行不端、素质能力不高、企业形象不佳等。其特征可以称之为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只有在行为人所实施的侮辱（体现为以不当的言词评价、贬低和毁损相对人的人格，不涉及“事实”的真实性问题）、诽谤（体现为披露、散布虚假事实）、披露其隐私权（体现为披露、散布法律所保护的他人私生活信息）等行为影响到社会公众对受害人的评价时，才能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作为认定毁损名誉的依据，侵权人仅仅只针对被侵权人，而未传播给第三人，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公开，行为只有公开进行，向第三人散布，才能表明侵权人的行为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被侵权人的名誉受到损害。
2、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从法理上讲，对于公众人物提起的名誉侵权之诉，在主观过错方面的考察，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实际恶意为标准，没有实际恶意的行为，即使确实损害了公众人物的名誉，也不应认定为侵权。这种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名誉的损害，仍然积极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情节严重的，将会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名誉的损害，但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等而使损害后果发生。比如医院未经患者同意，无意中公布了患者患有淋病、梅毒、麻风病或艾滋病等病情信息，使患者名誉受到损害。无论故意或过失，只要侵权人在主观上有过错，并在客观上造成他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即属于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
3、被侵害的对象应当是特定的人。所谓特定的人是指某个具体的自然人或法人。如果没有特定的人，则在法律上就不存在所谓的受害人了。但是，如果某些文学作品在描写中对特定的人进行了侮辱或诽谤，虽然使用的是代号或假名，但读者一看便可知晓其所指的对象是谁，这显然不能因其使用代号或假名而否定作者侵权。因此，如果所指定的对象是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的具体人，即使没有指名道姓，同样可以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
4、在后果上，侵权人的行为对受害人的名誉造成了较严重的损害，使受害人感觉到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压力或心理负担，精神上受到折磨，心理上遭受创伤。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不公正的社会压力、心理负担或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必须是客观实在的东西，而不是受害人主观上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某人的名誉仅仅指公众对其的社会评价，而不是该人对其内在价值的自我评价。因此，行为人的某些行为如果没有造成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则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在法定范围内的行为，影响到特定人名誉的，不构成名誉侵权。这种情况还包括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所属工作人员的法定职务行为。进行这种职务行为是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因而是合法的。但是这种职务行为必须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且必须是善意的。具体地讲，行为的主体必须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性质必须是法律规定或许可的职务行为，行为的目的必须是善意的。只有符合这几个条件，才是法定范围内的职务行为。如果行为超过法定范围，影响特定人名誉或者在职权范围内恶意中伤、诽谤的，则是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如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如有涉及贬低特定人评价的，不应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但是，如果其发言的某些内容属于恶意中伤、诽谤他人，或者把会内涉及贬低特定人名誉的言论向会外散布的，或者在会议之外发表贬低他人名誉的言论，则应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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