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因解除的方式不同而不同。如果当事人协商解除合同，原合同不一定具备溯及力。
根据2021年生效的《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我国的法律尚无明确而系统的规定，我国的通说认为无溯及力。其实，在协议解除情况下，有无溯及力原则上应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无约定时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因客观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而解除合同，原则上可无溯及力。违约解除，有无溯及力应具体分析。
确定违约解除有无溯及力，至少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必须与违约解除的立法目的相符。这种解除的立法目的，是尽可能周到地保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违约方，有利于取得最佳的宏观经济利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满足被解除合同的性质与种类的要求。
合同解除权与撤销权共存，是指在合同法律关系中，既存在解除权，也存在撤销权，其产生的事由、发生的时点是不同，又由于两者分属不同的制度，所以叫共存在。
也正因两权分属不同法律制度，而不能言之为权利竞合。当然，在解除权和撤销权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这里择一适用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
两种权利共存时，若同时归属于合同当事人一方自然不存在问题：可由其自行选择究竟行使何种权利。有疑问的是，若解除权分属合同当事人双方应如何处理?该问题在讨论中争议也较大：有人认为从利益衡量的角度看，享有撤销权的一方是缔结合同之时的受害者，且其“损害”一直持续至解除或撤销之时;若因为其对合同心里本就具有抵触情绪而不愿履约从而使对方具有解除权，对方任意行使则会使该撤销权人蒙受损害。这一观点实际上显然站不住脚：既然撤销权人对履行合同有“抵触情绪”不愿履行，而在合同仍然有效前本来仍有义务履行合同，为何对方解除合同使他摆脱了履行的义务之后反而还更加不利了呢?另有人认为，在双方同时行使解除权和撤销权的场合，界定会变得更加困难。但是考虑到解除和撤销行使的程序上的差异（前者为诉讼外行使，后者为诉讼上行使）所造成的时间差，这一假设在实际生活中有无意义颇成疑问。上述论调主要想说明确定某种权利在行使的时候有优先性，但所举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倒不若承认行使在先的权利决定合同命运更好。这样的立场可以使法律效果清晰明了，而且逻辑上最为周延。否则，便会有明明合同已经解除，却又可被撤销这一令人费解的情况出现。
有人还质疑在这里区分解除和撤销的实益。笔者认为，这两者的实际法律效果还是有明显区别的：首先是原合同条款中存续的范围有所不同，撤销后除解决争议的独立条款仍有法律效力之外，其它条款均自始视为不存在，而解除则不然，双方在已经受领的给付部分产生了清算的权利义务关系，清算不息，则合同不止。其次，在撤销后，损害赔偿是按照信赖利益的损失来计算，而解除后则是按照履行利益来计算，包括恢复原状、采取其它补救措施和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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